第28节（1 / 4）
说完，大宝用探针挨个探查死者腰背部和大腿外侧的创口。
“哎？奇怪了，这些创口怎么都只深达皮下啊，而且还这么不规则，好像还有点发炎。”大宝说。
这一句话引起了正在看温度计的我的注意，我赶紧走过来看。
死者的腰背部和大腿外侧有十几处类似创口的东西，有几个排列密集，让人看了不自觉地恶心。我皱起眉头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，左右的创口周围都是不规则的，十几处创口的形态也都不一致。创口的边缘不仅弯弯曲曲，而且有五毫米宽的像是“镶边”的深黄色区域，和白色的皮肤颜色反差巨大。创口的创面也是黄色的，而且湿漉漉的，用纱布甚至都擦不干净，我知道，这是在流脓。创口都不深，只是到了皮下，皮下的脂肪和肌肉都看不见。
我想了想，下意识地退后几步，说：“大宝，让疾控中心给我们送一些点板来。”
“什么点板？”大宝问。
我看了看大宝，大宝说：“哦！啊？不会是……”
“快。”我说。
韩亮和陈诗羽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，都过来询问。
我说：“就是使用胶体金免疫层析科技快速检测的一种方法，和早孕试纸有一点相似。”
“胶体金我听说过。”韩亮说，“但好像都是检测毒品什么的吧？”
我摇摇头说：“这个人皮肤上有大量溃疡面，我怀疑他有艾滋病，所以我让大宝去要的，是艾滋病快速检测点板。”
“艾……艾滋病？”韩亮吓了一跳，“那我刚才掰尸体，不会……不会吧？”
陈诗羽鄙视地摇摇头说：“不至于吧？有那么吓人吗？不过就是接触了一下，不会传染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和艾滋病病人正常相处是可以的，没那么吓人啦。”
“说……说是这么说。”韩亮跑到隔壁去洗手，说，“心里多膈应啊。”
市疾控中心和殡仪馆只有一公里的距离，所以说话的工夫，点板已经送到了解剖室。我顾不上向疾控中心的同事道谢，赶紧抽取了一些死者的心血，滴到点板上。不一会儿，点板上出现了两条红线。
“强阳性。”我说，“换防护。”
胡科长点点头，赶紧从解剖室里拿出全套式防护服、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。我们把自己穿得像是在非典时期的医生一样，丝毫不露，然后在两层橡胶手套的外面，加了一层纱布手套。
“你们也恐艾啊？”陈诗羽问。
“这不是恐不恐艾的问题。”我的声音从面具后面传出来，听起来有嗡嗡的回音，“确实，和艾滋病病人普通相处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法医可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不是普通相处。”
法医是要解剖尸体的，所以自然要直接接触大量死者的血液。眼前的这个死者死亡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，体内的艾滋病毒都没有灭活，依旧存在传染性。如果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小心划破了手，或者死者的血液迸溅沾染到我们皮肤、黏膜有破溃的地方，就会发生传染。我们在橡胶手套外面加戴纱布手套，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手被划破，因为纱布手套被割破的概率比橡胶手套要小得多了。
3.
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过全副武装地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，结果引来了很多骂声。当然，这些骂声我并不会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没什么不对。尊重艾滋病病人，不意味着就要没有防护地检验艾滋病病人的尸体。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，还死者公道，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。
法医在实践工作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，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，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。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。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，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了疾病，甚至连累到了家人，那才是在作孽。
因为经费问题，在现阶段，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、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，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。只有在法医尸表检验中发现尸体的异常，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烈性传染病，然后才进行特殊防护措施。
其实，这就是法医工作最大的危险点了。
一个省一年有上万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基层法医去检验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，没人做过统计。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后，通过调查才知道，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们平时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，刀尖一碰就碎，甚至会划伤手指。而在尸检过程中，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，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。
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：一方面呼吁各地划拨更多的耗材经费，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，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须穿全套式解剖服、戴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；另一方面，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，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点板，强制性地要求法医在尸检前必须先行筛查。
但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，一来经费有限，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。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夏天的时候，防护服里面甚至都恨不得“真空”。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室内工作几个小时，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。
我们改变不了世界，只能尽可能保护自己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和大宝继续尸体检验。 ↑返回顶部↑
“哎？奇怪了，这些创口怎么都只深达皮下啊，而且还这么不规则，好像还有点发炎。”大宝说。
这一句话引起了正在看温度计的我的注意，我赶紧走过来看。
死者的腰背部和大腿外侧有十几处类似创口的东西，有几个排列密集，让人看了不自觉地恶心。我皱起眉头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，左右的创口周围都是不规则的，十几处创口的形态也都不一致。创口的边缘不仅弯弯曲曲，而且有五毫米宽的像是“镶边”的深黄色区域，和白色的皮肤颜色反差巨大。创口的创面也是黄色的，而且湿漉漉的，用纱布甚至都擦不干净，我知道，这是在流脓。创口都不深，只是到了皮下，皮下的脂肪和肌肉都看不见。
我想了想，下意识地退后几步，说：“大宝，让疾控中心给我们送一些点板来。”
“什么点板？”大宝问。
我看了看大宝，大宝说：“哦！啊？不会是……”
“快。”我说。
韩亮和陈诗羽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，都过来询问。
我说：“就是使用胶体金免疫层析科技快速检测的一种方法，和早孕试纸有一点相似。”
“胶体金我听说过。”韩亮说，“但好像都是检测毒品什么的吧？”
我摇摇头说：“这个人皮肤上有大量溃疡面，我怀疑他有艾滋病，所以我让大宝去要的，是艾滋病快速检测点板。”
“艾……艾滋病？”韩亮吓了一跳，“那我刚才掰尸体，不会……不会吧？”
陈诗羽鄙视地摇摇头说：“不至于吧？有那么吓人吗？不过就是接触了一下，不会传染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和艾滋病病人正常相处是可以的，没那么吓人啦。”
“说……说是这么说。”韩亮跑到隔壁去洗手，说，“心里多膈应啊。”
市疾控中心和殡仪馆只有一公里的距离，所以说话的工夫，点板已经送到了解剖室。我顾不上向疾控中心的同事道谢，赶紧抽取了一些死者的心血，滴到点板上。不一会儿，点板上出现了两条红线。
“强阳性。”我说，“换防护。”
胡科长点点头，赶紧从解剖室里拿出全套式防护服、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。我们把自己穿得像是在非典时期的医生一样，丝毫不露，然后在两层橡胶手套的外面，加了一层纱布手套。
“你们也恐艾啊？”陈诗羽问。
“这不是恐不恐艾的问题。”我的声音从面具后面传出来，听起来有嗡嗡的回音，“确实，和艾滋病病人普通相处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法医可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不是普通相处。”
法医是要解剖尸体的，所以自然要直接接触大量死者的血液。眼前的这个死者死亡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，体内的艾滋病毒都没有灭活，依旧存在传染性。如果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小心划破了手，或者死者的血液迸溅沾染到我们皮肤、黏膜有破溃的地方，就会发生传染。我们在橡胶手套外面加戴纱布手套，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手被划破，因为纱布手套被割破的概率比橡胶手套要小得多了。
3.
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过全副武装地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，结果引来了很多骂声。当然，这些骂声我并不会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没什么不对。尊重艾滋病病人，不意味着就要没有防护地检验艾滋病病人的尸体。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，还死者公道，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。
法医在实践工作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，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，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。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。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，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了疾病，甚至连累到了家人，那才是在作孽。
因为经费问题，在现阶段，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、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，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。只有在法医尸表检验中发现尸体的异常，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烈性传染病，然后才进行特殊防护措施。
其实，这就是法医工作最大的危险点了。
一个省一年有上万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基层法医去检验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，没人做过统计。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后，通过调查才知道，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们平时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，刀尖一碰就碎，甚至会划伤手指。而在尸检过程中，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，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。
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：一方面呼吁各地划拨更多的耗材经费，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，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须穿全套式解剖服、戴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；另一方面，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，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点板，强制性地要求法医在尸检前必须先行筛查。
但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，一来经费有限，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。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夏天的时候，防护服里面甚至都恨不得“真空”。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室内工作几个小时，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。
我们改变不了世界，只能尽可能保护自己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和大宝继续尸体检验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