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章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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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再见,朋友!
  第30夜 与神同行的一夜
  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
  但我已飞过。
  ——泰戈尔《流萤集》
  二○○八年是个闰年,也是国际语言年、国际地球年、国际卫生年。起先陈冠希老师上了头条,旋即南方雪灾、暮春汶川地震、盛夏北京奥运、仲秋“神舟”七号太空漫步。
  春节前夕,我去印度和尼泊尔旅行。从上海飞德里,先去斋普尔,再赴阿格拉的泰姬陵,从德里乘机抵达加德满都。我在博卡拉住了三晚,再经加德满都飞回德里。
  最后一夜,我在德里机场度过。
  我低估了印度北部的冬天,北风爬过兴都库什山与帕米尔高原,席卷过克什米尔山谷,蹂躏着亚穆纳河畔以及莫卧儿人的帝都。当我一踏上这片土地,就为之诧异怜悯的不计其数的流浪汉,包裹着单薄的南亚式线衫或毛毯露宿街头,还不如随处可见的马匹、骆驼与野狗。我在机场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
  取到登机牌,才知道航班延误,不知要等多久。我托运了两个行李箱,装满各种以波斯风格的帝王将相、花鸟虫鱼为装饰的漆器盒子。我把它们像俄罗斯套娃那样装起来,大盒子套小盒子再装更迷你的盒子。我还手提两个大包,全是难辨真假的开司米羊绒地毯。
  过了印度海关,透过候机楼的玻璃,眺望德里难得清澈的夜空。大概是寒流洁净了空气,一排排巨大的国际航班飞机涂装着的各自标志,在跑道灯光和无垠黑夜的衬托下,散发着乡间夜总会争奇斗艳的浓浓气息。
  晚点,机场等候,无处可去,如丧家之犬。延误航班堆积如山,许多欧美背包客各自寻找空地坐下,有些干脆全家打起地铺。路过贵宾休息室门口,偶遇一场轻度争吵。男服务生用印度人特有的表情申明某种无奈,抗议的旅客是个戴着口罩、包裹着厚头巾的印度男人,露出一双老鹰似的眼睛。他鹤立鸡群,个头至少一米八五。从眼角皱纹看来已上了年纪。和许多印度人一样,眉心着一点朱砂。古风白袍,衣摆飘飘,从头顶到脚底,加上羊毛围巾,像宝莱坞电影里的蒙面强盗,又不似裹头巾的锡克人。虽然我的英语拙劣不堪,但这些天耳濡目染,已能与店主讨价还价——“this one”“how much money”“impossible……我的印式英讲水平突飞猛进,竟然听懂了争执的大概。因为航班大面
  积延误,头等舱和商务舱休息室人满为患,不再接待更多乘客。该印度男人几乎要摘下口罩,露出真容,但手指颤抖着垂落,悻悻然走开。
  我订的经济舱,登机口坐满了人,至少有两个航班的乘客挤在一起。我害怕在机场过夜,也不期待这种环境里的艳遇,尽管眼前闪过一两个印度与欧美的美人儿,浓烈的香水味冲了我一鼻子。趁着还有大把时间,我去免税店买了两条烟:上海卷烟厂的中华,包装上全是恶俗的图案,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。我这辈子没抽过一支烟却要经常买烟送人。
  好不容易,觅到个空荡荡的书店。下雪了。不是幻觉。雪花细碎轻盈,比不得北国的鹅毛大雪,却被横冲直撞的风裹挟,在候机楼的玻璃上,砸出无数小白点。
  “德里近一百年来的第一场雪。”背后传来一句典雅悠长的印式英语。
  回头看到说话人的脸,裹着白色头巾,好像刚从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飞毯上下来,就要掏出笛子与眼镜蛇——这不是在贵宾休息室门口撞见的印度老爹吗?
  他的口罩不见了,面孔罕见的白,几乎像南欧人的肤色。五官是标准的印度人模样,但更为立体和端正,唇边两撮灰色小胡子,有古代雅利安人的遗韵。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。
  “nice to meet you!
  从不与陌生人打招呼的我,不由自主地蹦出一句英语,丝毫不带中国或印度口音。
  “nice to meet you, too.”
  他用印式英语回答。后半夜的机场,许多人都已经去了酒店,书店是最安静的角落。我的英语结结巴巴,经常搜肠刮肚想半天,还要掏出口袋本《英汉字典》。看到我的狼狈,与我交谈时他故意放慢语速,耐心地反复说两三遍,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相近词语表达。
  印度老爹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,说很高兴认识我,我是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。接着他抱怨自己的航班也延误了,贵宾室进不去,说那些服务生就是屎。没错,他用了个经典的“shit”。
  我问他干吗戴口罩。他回答,在印度,从总理到议员到百万富翁到不可接触的贱民,没有一个不认识他这张脸。
  但我不是很相信这种鬼话。老头也许只是想找人解闷。他与我肩并肩,站成一排,欣赏德里百年一遇的雪。夜空的下半部分,被灯光照得略显污浊;上半部分,冷月被乌云屏蔽,露出银盘般的光晕。
  他说了声“good bye,戴上蒙面口罩,独自走向候机楼另一端。他没携带任何行李,双手空空地离开,也许全部家当都藏在宽大的长袍里?他没留下名字,但这并不遗憾,反正我也没做自我介绍。
  在书店待了一个钟头,可惜大多是英文书,看完一部插图本《爱经》,我走向登机口碰碰运气。印度航空公司居然没通知我就开始登机!也许广播被我听漏了?人在国外总是自动忽略各种听不懂的广播声。再晚三十分钟,或在书店打个盹,我就要在德里机场多待一天。确认是飞往上海的航班后,我排在队伍末端。乘客大多是中国人,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,几乎每人都提至少两个行李箱。
  凌晨三点,终于,上了飞机。我晕头转向地往前走,直达经济舱尾端。我的座位糟糕,双通道的大飞机,被夹在中间。左边是肤白似雪的中国大妈,右边是面黑如炭的印度大妈,散发出浓烈的咖喱味。俯瞰德里雪夜的愿望,就这样被两位大妈剿灭了。
  舱门关闭,等待起飞。我准备睡一宿,有位空姐走了过来,皮肤黑了点,但眼睛又人义亮,标准的印度美人。她的印式英语速度很快,表情亲切友善,不断向我做出“请起来”的手势,但我只听清最后两个单词:“come on”。
  多希望后面再加上个baby。不明白啥意思,我尽情幻想一番,往人世间最美好的方向,将红眼航班化作红颜航班,但貌似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:她把我当作恐怖分子,想用甜美的笑容将我诱捕……我却无法拒绝这样的“come on”,挤出狭窄的座位,印度空姐示意我拿好行李。我拎着大包小包,在经济舱乘客众目睽睽之下,跟着空姐从客机尾部走向前端,来到土豪坐的头等舱。 ↑返回顶部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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